本文作者，莫素娥，曾任绥宁二中文学社社长。2004年考入绥宁二中初中部，2007年考入绥宁二中高中部直升班，2010年从247班毕业，以644分的总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2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科学、文艺大赛，作品《阿婆家》获特等奖（每字1元，共获奖11600元）。 工作两年后，今年她又以优异成绩考回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深造，攻读现代文学硕士学位。

  

    那时候的阿婆还很年轻，女儿18岁出嫁，21岁生的孩子，她做外祖母的时候才43岁，头发还没有白，当农妇的力气也还在，能挑能扛能提。她坐了差不多一天的客运汽车，从一个叫兰蓉的小山窝窝，沿着盘山的土马路转啊转啊转，从山脚颠簸到山顶，又从山顶晃到山脚，翻山越岭，一路上摇摇摆摆地坐到了城步县城。因为很少坐车，又颠簸摇晃得厉害，阿婆一阵阵的犯恶心，吐得一塌糊涂。然后再换乘另外一辆因为常年在土马路上奔波因而损耗得厉害的客车，再摇啊摇的经过那50米不到一个一个连着出现的弯弯，一直到夕阳的光辉暗下去的傍晚，鸟雀归巢鸡鸭回笼时，终于赶到了离她那个小山窝10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小山窝，我的家。
    推开那嘎吱作响黑得泛油光的老木门，就看见了躺在床上因手术后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精神不振的她的女儿，我的母亲。红色的古老的大木床上，新婚不久的棉被里面是病得气息奄奄瘦弱得如同小猫一样的她的外孙女，没有生气和健康孩子的气色的我。
    阿婆心疼地把我抱起来，双手都不敢太用力，已经是一岁多的孩子了，按理来说该牵着在地上一步一步学走路、咿咿呀呀跟人学说话了，可是因为得了痢疾，拉了很久的肚子，屁股上因为针眼太多肿起了两个硬块儿，小石头一样的；眯着两只小眼睛，气都不大声出一下，恹恹的样子，懒待动弹，倒不像个娃娃，像个80多岁的小老太婆。
    各人有各人的家，没办法，姑娘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手术后只能在婆家休养，自己心疼也无能为力。只有怀里抱着的这个小家伙，多灾多病的我，她勉强还能搭一把手，也就是带回去帮着看一段时间，不让饿着，不让冻着，这就是她力所能及的全部了。至于到底能变成个什么样，那也就看老天点不点头了。
    又是那不知道几十上百个的弯，又是那左摇右晃的颠簸，又是那破破烂烂的像老人家走路走不动了一样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磨磨蹭蹭的客车。
    在车上，我饿了，直哭，阿婆没办法，摸了半天，居然在荷包里摸出个熟鸡蛋，于是一点一点掰碎了喂给我吃。下午的时候，还没到家，我又饿了，怎么办呢？阿婆买了车票之后一毛钱也不剩了，于是央求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讨了3毛钱，趁车子经过集市的时候下去给我买了两个饼干糖，也是一点一点掰碎了，和着水喂我。
    好不容易到了家，好在我不认生，那时候也还好带，不哭不闹，只是不活泼，没精神。其实阿婆家也没什么可给我吃的，当时他们那里甚至比我们那儿更穷。至少我们山上还有竹子啊木材啊什么的，交通也要方便一点，可是他们那里呢，打柴要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山上也多是光秃秃的石头，土壤贫瘠，自然条件恶劣，什么赚钱的法儿也没有，只靠那几亩薄田讨生活，填饱肚子就是万幸。
    那真是一个无比安静，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土马路蜿蜒着通向县城，通向外面的世界。最常听见的声音是鸡鸣和汪汪的犬吠，每天只有在早晨、中午和下午的时候，那一天两班的客车单调的喇叭声才会打破一下山村里的沉寂。
    村子的中间，有条清澈的小河，河上有座光光的小石拱桥。河的西岸聚集着几十户人家，屋场挨着屋檐的，寒寒碜碜地挤在一块儿。慢慢的往山上走，便是稍微分散一点的房屋和菜园农田什么的。河的东岸，是比较集中的一片农田，农田的尽头是尘土飞扬的马路，因为逢八的日子会在那儿赶集，所以还是在马路旁边留出一块比较大的空地，用来供卖衣服卖鞋子等的赶场小贩摆摊。马路的两端依然是散乱分布的人家和篱笆围起来的菜园或者单薄的水田。
    我去到阿婆家一个月之后，表妹出生了。因为大舅妈是生的头胎，而且是娘家那边唯一的一个女儿，离得又近，而按照我们那边的习俗，哪家有女人坐月子，亲戚们都要送鸡表示慰问和关心的，所以就接到了很多拿来给大舅妈养身子的鸡，加上阿婆养的，有一大群，差不多四十来只。阿婆一天杀一只鸡，炖好了给大舅妈补身子，我就跟着舅妈享福了，一餐一只鸡腿总是少不了的，这也是那时能吃到最有营养的东西了。阿婆那段时间忙得像只不停旋转的陀螺，又要带我，又要照顾产妇，还要操持家务，地里田里的活，都少不了。
    她一要下地，不方便带着我的时候，就会把我寄放在邻居家里，那家人也姓莫，和我们家好像还有什么宗亲上的丝丝联系，所以就认了亲，那家的伯伯其实比我父亲要大很多，但是按族谱算起来却是一个班辈的，所以我叫他伯伯。他家有一个背很驼很驼的老奶奶，就是他母亲，大家都叫她莫奶奶。平常总是莫奶奶看着我，阿婆如果要去地里只要和她招呼一声就可以了。
    莫奶奶很少出门，她的背太驼了，几乎都已经弯到了地上，呈一个大大的弓形，就像一座矮矮的小山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裹过脚还是因为背太驼了，她走路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碎碎的，小小的，给人的感觉就像时不时会摔倒一样。虽然她走路不怎么方便，但是老人家身子骨还是很好的，在家里洗猪菜，洗碗，烧火什么的，家务活全都包了。年纪一大把，干起活儿来却还是和年轻媳妇一样的麻利，属于那种传统的闲不下来的中国式老人。莫奶奶的牙齿掉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牙床只剩下几颗显得突兀的黄牙齿，她吃东西是用嘴唇有节奏地抿，脸上一条一条的皱纹像开出的菊花。
    她在堂屋的角落里剁猪草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玩萝卜或者是坐在小板凳上什么的，有时候也一个人走过来又蹲下去，玩着自己的游戏。活儿干完了，坐在门槛上休息时，莫奶奶就噙着根紫竹鞭做的旱烟锅儿，烟杆儿老长老长了，铜制的旱烟锅儿总是亮亮的。她抽完了烟，就会把烟锅往地上磕一磕，把烟灰给倒出来。我最爱玩她的烟杆儿了，她一吸完了烟把烟杆儿靠在墙角，我就会趁她不注意，一步一步慢慢走过去，拿起来学着她的样子吸烟，其实烟锅里什么都没有，然后往地上猛地磕，或者拿起来像拿着把宝剑一样地乱舞，很开心的傻呵呵地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时候莫奶奶就会有点紧张，怕我会把她的烟杆儿给弄坏了，老是和蔼地提醒我，我只是觉得很好玩儿，并没怎么听她的话。
    当然，这些都是我长大之后，阿婆告诉我的，还有些好笑的情节，则是大人们在聊天时偶尔说到小时候的我，不经意间轻描淡写地提起。只是现在莫奶奶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只有大娘和伯父在每次我去阿婆家探亲的时候都会雷打不动的请我去他们家吃饭，席间，愉快地回忆过去清贫的日子里小小的欢乐。
    那时，在阿婆家的日子同样是清苦的，一日三餐饱饭之后也没有什么可吃的，除了那沾舅妈的光吃的鸡腿。但是大半年之后我的身体却渐渐好了起来，也不怎么生病了，人也壮实了很多，变得活泼又有了生气，简直就是脱胎换骨，不亚于哪吒重塑了金身又活蹦乱跳起来了。可是阿婆没法照顾我很久，只得把我暂时送了回去，各人有各人的家啊。但是，以后的每一年每一年，我都会上阿婆家住上一两个月。去的次数实在太多，所有记忆的画面，从模糊到清晰，从片段到连续的事件，我都记不清到底哪件该对应哪年了。
    在那些淡若流水的日子里，小小的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每十天一次，走过小河上的水泥拱桥，穿过田埂，在马路两边许许多多的小贩支起布棚子摆小摊赶集的日子。那是安静的小山村最热闹的时节。马路两边有卖质量不怎么好的大人小孩的衣服的，卖油粑粑的，卖自己做的不怎么好吃的菜包子的，卖各种各样菜籽的，卖山里人穿着干活儿的解放鞋的，卖自己打制的镰刀锄头和耙子的，卖小头饰和廉价发卡耳环的，还有让我觉得稍微有点恐怖的替老人拔牙镶牙的赤脚医生的摊子。
    每逢集日，村里不论是住在山脚下团里的赶集方便的村民，还是分散住在半山腰里或者山深处的老人小孩、青年男女，每人都会戴个遮阳的竹斗笠来到热闹的街上添置些生活用品什么的。
    有养猪仔做副业的人家就会用竹编的大猪笼挑一窝猪仔来到集上卖，也有担着一担竹笼卖鸡卖鸭的能干妇女，或者是挎着一篮子时令水果卖李子和梨什么的老人家。泥巴和粗沙石铺就的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像缓缓的河水一样慢慢流动着，各人挑选着自己中意的货物，看看成色，仔细掂量掂量，和摊主讨价还价一番，最后拿着自己称心的东西，满意的去了。人太多，路太窄，赶集潮中的人们就算不买东西，光就只看看，也都那么认真，那其间的乐趣是妙不可言的，就像因为难得高兴的事喝醉了但内心里实在是乐的。中午时分通向县城的客车经过热闹的集市时往往要摁无数次喇叭，人们过好久才能回过神来，慢慢给客车让出一条小小的过去的道。
    这些都不关我的事，我最期待的是等着阿婆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停当、收拾好了，都不用她背，我就和表妹妹蹦蹦跳跳地往集市上这边的路来了。那时我们住的那个小寨子，虽然也有几十户人家，但是却连个卖东西的小商店都没有，我们要买些什么总得到赶集的马路这边来，因为这边有家合作社，有卖豆腐、卖肉的小摊，还有几家小杂货店。可是最重要的倒不是这距离的问题，而是平日我们一般都没有钱买零食吃。阿婆没有什么收入，除了一年在农忙的季节里帮别人去插几天秧或者打几天谷子赚点钱，再就是一年喂两头猪，一头卖了，一头留着自己过年，几乎就没有别的什么进项了。我们平常可吃的“零食”就是每个季节菜地里的出产，比如什么苞谷啦，花生啦，毛豆啦，“高粱秆”啦，凉薯之类的，或者还有些秋天从山里捡来的栗子之类的。
    但是一到集日，就是我和表妹的节日，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得到一块钱，上卖油粑粑的大婶那里一人买一个油粑粑，或者一个菜包子。记不清那位大婶的油粑粑是用面粉还是糯米粉做的了，总之那油粑粑的味道在记忆里真是无上的美。一个煤炉子，上面一口小小的铁锅，旁边是一张小桌子，放了水和其他的材料。大婶双手沾满了白白的粉，把一团揉好的面团粑粑擀一擀，再左手右手的摊一摊就摊成了一张薄饼状，于是扔到滋滋响的油锅里头，翻一翻，炸一炸，用不了三四分钟，美味可口的油粑粑就大功告成了。拿到手上烫得我直摸耳朵，顾不得烫嘴，马上咬一口，烫得我舌头直翻腾，又香又甜，真是人间无与伦比的美味。
    长大一点之后，阿婆去菜园的时候我也能跟着去了，因为每天都要煮猪食，所以我们一般每天下午都会去打猪草，然后顺便摘些做饭的菜。下午的凉风从耳边滑过去，晴朗的天空飘着几朵闲适的白云，路旁的小溪潺潺地流淌着，飘着一小朵一小朵像花一样的褐色的浮萍。
    阿婆会挎个篾片编的竹篮或者是挑个竹担子，我帮她拿镰刀或者背锄头。出了家门，沿着石板铺成的小路往菜园出发，一路上都不停地和碰见的人亲热地打招呼。过了几丘田就上坡了，两边是通向别人家的小路或者菜地和牛圈什么的，路边不知名的野草频频点着头，躲在水田深处的白色鹭鸶不时惊起飞往更远处去。大概走到山腰下来一点儿，转个弯，右边就都是一块一块在斜坡上用竹子或木板围好的菜地了。
    园里的土是那种沙质的红土，不怎么肥，所以要经常上人畜的粪便，阿婆的手和脚因为常在地里干活而容易长疮，总会痒得难受，怕我也长上来着，就不准我在菜地里碰泥巴之类的脏东西。我一在地里倒腾些什么，她就马上放下锄头，慌慌张张跑过来把我拉开，然后又生气又担心但是还是很好脾气地数落我。
    下午我们出发得早，太阳一不晒人了我们就到菜园子里去了，多半是因为阿婆要挖土，种什么菜来着。比如说萝卜白菜什么的，已经老掉的，没剩下多少了，就要把它们全都拔了，种四季豆或者辣椒。那样的下午，时光长而缓慢，像静静流动缓缓向前的河水，伴随着阿婆一锄又一锄有节奏的挖土声在我耳朵边萦绕，我无事可干，就想着法子找玩儿的东西。
    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和乐园，我会捉绿色的蝗虫，或者是蹑手蹑脚地想要抓到一只停在漂亮的胡椒花上的大蜻蜓，再不就是摘茶树上的茶籽，或者去够高高的芭蕉树上的芭蕉叶子。芭蕉叶可以撕成一条一条的，当假发似的戴在头上，也可以当糍粑叶，裹些泥土，“包粽子”玩儿；还可以去种了黄瓜的地里找嫩黄瓜来吃，黄瓜藤爬满了竹竿搭的架子，从下到上一路地挂着由大到小的黄瓜，顶尖的部分还开着一朵一朵的小黄花，摘一次都可以装一桶，我们吃不了那么多，就拿来喂猪，而我也只挑最鲜嫩的摘着吃。自己地里的，不用洗，直接擦擦就能往嘴里送。
    我一跑得远一点了，阿婆看不见我时她就会停下手里的活儿，四处张望，大声“满崽满崽”地喊，直到确定我安全回到她的视线范围内为止。“满崽”是阿婆对我的昵称，是最小的孩子的意思，在我们那边，老人都这么叫小孩子。
    有一次，活儿还没干完半路却下起了大雨，阿婆急忙把当天晚上要用来煮猪食的猪草给割好了，然后用镰刀割下一片大芭蕉叶给我放头上顶着雨，我们就狼狈地往家里跑。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没淋过雨，大滴大滴的雨点掉下来，砸在叶子上发出的咚咚咚的声音特别有意思，边跑边大声地怪叫。阿婆可没兴趣享受这雨里奔跑的欢乐，只是担心我着凉，怕我太兴奋跑得太快不看路会跌倒。
    晚上的时光总是长得有点无聊，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阿婆家那边的电费特别贵，他们用的照明灯灯功率都很小很不亮，只能比没看见要稍微好点。只有经历过那种到处都黑灯瞎火长长的夜晚无事可干的日子，才会知道老人们那种口耳相传的稀奇古怪的事是多么有趣听起来有多真实。好在舅舅房里还有台黑白电视机，大多数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看看电视再去睡觉。
    当时的频道很少，总是播广告的时间多。洗完了脚，阿婆就把我搂在怀里，我们坐在条凳上，一起看电视剧。为了省电，看电视的时候灯是关了的，也因为舅舅房里太小，人太多的话挤得慌，所以我和阿婆就坐在外面看。夏天蚊子多，没有蚊香没有电蚊拍的日子里，阿婆手里就拿着一把大大的棕叶做的蒲扇，不知疲倦地扇着，赶着那些讨人厌的又无处不在的蚊子。那把又破又旧的蒲扇，给我的童年在炎热的夏日里带来了永不能忘的舒适和清凉。
    阿婆家前有户大户人家，那家人最老的是位身材十分矮小的老婆婆，别人都管她叫九娘，我叫她九婆婆。因为子女在外面做生意，九婆婆总是一个人在家，守着大大的房子和一群鸡鸭鹅，闲下来就坐在滑溜溜的竹椅上摇着蒲扇望着远方，无聊时她也会颠着小脚过来和我们一起看电视。九婆婆头上老是带着一个黑色的铁发箍，把额前的头发全都扫到后脑勺去了，剩下的头发扎成一束，用个鱼网一样的网给兜住，再插上一根簪子。她走路总是又慢又小心，一颠一颠的，重心一点都不稳的样子，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一样，我老觉得特别好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裹过脚的。
    九婆婆总会在来找我们聊天打发时间的时候顺便抓一把煮熟的栗子给我，我的手太小，接不下，她就帮我一个一个往衣兜里塞。她吃东西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牙不好了，和莫奶奶一样是用嘴唇抿的，所以老看见她的双唇是闭着的，伴随着一起一伏的节奏，嘴巴周围的皱纹也跟着一动一动的。
    我很奇怪，她哪里来那么多的栗子，她总告诉我是山上捡的。我问她，放这么久不会坏吗？她就闭着眼睛，很神秘地摇摇头。当然，我吃着吃着的时候，也吃到很多坏的，味道有点苦，很本能地就会吐出来，九婆婆脸上都会闪过一丝心疼，大概是觉得我太浪费了吧。每次九婆婆从地里回来，她的腰篮里总会有花生或凉薯或者苞谷之类的吃的，她总不忘了把我叫过去，让我在篮子里捡爱吃的拿了去。我当然也就毫不客气，只是不敢拿的太多，怕阿婆会说我。而我一拿到厨房里，阿婆看见我乐不可支的样子就会忍不住笑我是个小贪心鬼。
九婆婆也经常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把我叫到她厨房里去，不是拿个饼干糖给我，就是拿几个奶糖给我，还特地附在我耳边低了声嘱咐我，叫我吃的时候不要给别人看见。每次她那么认真的样子像是说什么了不得的大秘密一样，我就觉得很好玩，答应她好好的，一出了她家门，我就忍不住开始吃了，然后刚好被表妹看见，于是有点不高兴的但是还是很果断地分给她一份，虽然我们会时不时的小打一架来着。
    当然，碰上阿婆做什么好吃的的时候，阿婆也总要我送一份去给九婆婆。有时是一把煮熟的毛豆，或者几根嫩黄瓜，一碗鸡肉什么的。她接住的时候总是会抿着嘴笑一笑，慈爱地摸摸我的头。
    我们睡得比较早，九点多的样子就该睡觉了，到茅房上了厕所，然后到茶堂里倒了茶喝了，就熄灯回房。木架子的床只垫了一床棉被，为了防止床板太硌人，就铺了厚厚一层的干稻草，睡上去会有窸窸窣窣的响声，还有干稻草清新的香味。熄灯之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那木窗户给关上，只留下不宽的一条缝，就像今天的那种铝合金似的玻璃窗似的，推过去就可以了。关窗子的时候会发出重重的响声，接着屋子里差不多就全黑了，只有一缕月光透过留着的缝射进来，除了狗叫声就是藏在角落的纺织娘的声音了，到处都是黑黑的静悄悄的。
    夜再深一点，就会听见更夫敲梆子的声音，那老长老长的“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喊声回荡在寂静的夜里。我躲在被窝中，听着阿婆均匀的响亮的鼾声，想象着外面更夫的样子。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是又对他打更的这件事觉得很神奇，那个只会在深夜才出来的人，他长什么样的？他不害怕吗？他不会遇见鬼吗？那应该是个非常神秘莫测的人吧？只可惜我一直不知道到底是村子里的谁。这样杂七杂八的想着，不知不觉就陷入了沉沉的梦乡。
    早上我醒的时候太阳已经爬得老高了，阿婆在厨房里炒菜的声音清晰地钻进耳朵里来。我们一般都吃自己菜地里种的菜，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豆角啊四季豆啊黄瓜啊辣椒啊丝瓜啊总会结得特别多，所以基本上哪个时段地里出什么样的菜，我们的饭桌上就会天天出现那些菜。新鲜肉是很少买的，除了来了很难得的客人。因为过年杀了猪，灶膛上边熏着腊肉，够我们平常打打牙祭粘粘荤腥了。偶尔会买两块新鲜豆腐或者那种晒干的小虾米换换口味，在家里有人生日或者过端午清明中秋的日子会杀鸡杀鸭用来祭神过节
    那样清贫的日子里没什么多的好的可吃，但是只要是我在，就不同。阿婆每过个几天就会踮起脚割块腊肉下来给我打打牙祭，每次她总是要看过来挑过去，总想找块瘦肉多一点儿的下来，可是猪身上总是肥肉多，找得几次下来剩下的差不多都是肥肉和排骨之类的了。饭桌上，阿婆首先就会把瘦肉给挑出来夹到我碗里，我喜欢把瘦肉撕成一细条一细条的，然后再拌饭吃，那样吃起来香味十足，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幸福和满足。我是吃不下肥肉的，实在是没有瘦肉了，阿婆就会把肥肉给咬掉，把猪皮留给我。
    生活里的另一个小期待来自阿婆养的那两只大白鹅，我每天一起来就会到鹅窝里去看它们下蛋了没有，但是通常是失望的时候居多，稻草窝里只有它们绿色的便便。如果碰到它们下蛋的日子，我就会一阵狂喜，然后把蛋捡出来，小心翼翼地捧起硕大的鹅蛋交给阿婆。阿婆老会笑眯眯地对我说：“好财喜啊，满崽捡了个这么大的蛋那！”当然，阿婆会把它给存起来腌咸蛋，或者是觉得我很久没有吃好吃的了就打荷包蛋给我吃，通常是我吃蛋，她喝汤。
    不知道从我几岁起，阿婆开始背着几个蛇皮袋，一把秤，走村串户的收起了破烂，当然主要是收人家杀了鸭留下来的鸭毛，因为比较轻而且也比较划得来。那些废纸，废铜烂铁和塑料瓶什么的也都会收，但是阿婆最希望的是收到鸭毛，那些废旧的东西比较沉，阿婆要挑着走不但吃力，而且利润不大，运到城里的收购站去的话，那些旧书废铁什么的又占体积又要出比较多的运费。
    阿婆一般一大清早就会出去，到快晚上了才会回来。她有一个自己做的钱袋子，像古代的人用的那种钱袋子一样，自己用小块的布缝的，绳子一拉，袋子口就收紧了。里面装满了一毛两毛五毛和一块的零钱。毕竟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小本生意，所以一分一厘都要算清楚，不然这里亏一毛那里亏五角，根本就会是贴钱又贴功夫。比如说废纸会分为几个不同的档次，一种是旧书，一种是那种包装了东西的厚纸板，还有一些烟盒子或者散书页什么的。旧书的价格行情好的时候可以四毛钱一斤收进来，那些回收后利用率不高的废纸板就只有一毛两毛一斤；废铁的话一般是六毛钱一斤，但是也会分几个小类，价格不尽相同；饮料瓶子好像是七八毛钱一斤，但是比较占地方，要很多个才能有一斤；最不值钱的是啤酒瓶，五分还是几分钱一个，还是要那种特定的年份和厂家出的瓶子才要，所以到后来一点阿婆就不收啤酒瓶了，因为太费事不划算。
    我跟阿婆一起出去收废品的次数比较少，按阿婆的话说她是去收鸭毛，倒是表妹跟着去的次数比较多。那时候表弟常常在他外婆家住着，隔几个月阿婆又会去把他接回来住一段时间，有一次是阿婆、我和表妹一起去接的。表弟的外婆家如果不坐船过河而是绕山路走的话要绕很大一程，沿着山里的小路，绕过一座又一座的山，走很久很久才能到。那次阿婆决定不坐船，绕小路走，因为那一路上比较偏僻，平常去收鸭毛的人比较少，所以她可以借这个机会把那些人家平常收集起来等着卖的鸭毛收来。
    出发之前，阿婆怕零钱带不够，就带了一罐的泡泡糖，每一个都圆圆的，有大拇指那么大，外面是一圈一圈各种不同颜色的花纹，花花绿绿的，看起来就很诱人。按平时的价格卖的话是一毛钱一个，但是按进价来算的话，到不了一毛钱一个，所以在遇上要出一些毛票的时候，阿婆就可以拿泡泡糖给人家抵钱，尤其是那家人有小孩子的话，人家肯定会很乐意的。我们还给表弟带了一些小零食当礼物，两斤水果冻，就是那种最简单的牛奶口味果冻，还有两大包“辣辣皮”。
    阿婆拿了一根竹扁担，扁担的一头用绳子系了几个蛇皮袋子，还挂着一杆秤。表妹抱着那瓶花花绿绿的泡泡糖，我拿着给表弟买的吃的。走着走着表妹就会问阿婆，我想吃泡泡糖，阿婆就会大方地说，吃吧吃吧。于是就帮我们拧开盖子随便我们拿，然后她就乐呵呵地看着我们两个贪吃的样子，自己却不吃；还有那个“辣辣皮”，我们通常都是很公平地分配，一个人一根的来。
    山里的人家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各处，我们沿着小路一路走着，还好是晴天，不然肯定是一鞋的泥巴。有时候路窄的就只能容得下一个人通过，一边是巴掌大一块的田，一边就是长着野草和灌木的大山。果然不出阿婆所料，几乎我们路过的每一户人家，只要阿婆老长老长地唤一声：“收鸭毛喽——”在屋门前洗衣服的妇女就会抬起头招呼我们：“来吧，倒是有几只鸭毛收在这里呢？多少钱一只啊？”有的人家是用竹篮装的，有的是晒干了用食品袋装好的放在猪栏的干柴上的。阿婆会一把地抓起那些或软或硬的鸭毛，看看成色，掂量掂量重量，估计下价格，想想花多少钱收进来，在除去脚力、耽误的功夫和车费之外，还能赚上几毛钱而不至于折本。
    那时候一般三斤多的仔鸭的鸭毛是五角钱一只，大一点的鸭毛多一点的老鸭是七角钱一只。四五只鸭毛看起来有一大包，但其实很轻，阿婆卖到收购站去的时候是按斤卖的，收来的时候全靠阿婆自己估计着，所以这里面浮动比较大，一不小心就会折了本。有的时候是四只鸭的鸭毛，算起来两块八毛钱，主人家就都想要个整的三块钱，会为这个两毛钱说很久，但是阿婆一点都不肯让步，他们通常都会觉得这收鸭毛的人好小气，然后满心不高兴地接过来阿婆给的毛票。每当看着别人给的难堪的脸色时，阿婆要豁出自己的薄面皮不跟他们生气，还要无奈地陪着笑脸。
    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两毛钱一毛钱对阿婆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这样斤斤计较的话，阿婆一天脚不停歇地下来，赚不到几块辛苦钱不说，连老本都会折掉。
    这样的活儿其实是很受闷气的，但是阿婆总是乐呵呵的，从来不自怨自艾，也不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只是会淡淡的提一句“满崽，要好好读书啊，不然以后像阿婆这样多辛苦啊。”但是阿婆的语气里并没有给人悲观丧气的感觉，也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什么的，在她眼里，一个老太婆能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情。阿婆这种淳朴的乐观和朴素的人生观，一直到现在还深深影响着我。
    在那些贫苦的年月里，过着那些辛苦的日子的时候，我很少见到阿婆唉声叹气，相反，她总是神清气爽，郎朗大笑的时候多，只要一天下来能收到半蛇皮袋的鸭毛，一天的功夫不至于白费，她就会心情很好，边走边哼着一些我不大听得懂的歌，脸上的笑容像朵绽放的菊花，仿佛她就是天下间最幸运最幸福的人。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山里的人家都很淳朴好客，刚好在哪户人家收鸭毛，又是快到饭点了，人家就会留我们吃油茶。油茶是我们苗族人一种很有名的小吃，常用来待客，在饭吃不饱的年月也经常拿来顶饭吃。我们坐在人家黑乎乎的茶堂屋里，其实也就是厨房，由于总是烧柴，整个屋子都被熏得黑乎乎的。阿婆和主人家聊天，帮着拢拢火，或者打打下手，我和表妹就在旁边坐着吃吃零食或者看着他们聊天。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阿婆无论走到哪里，说不上几句话就能和人家聊得很欢，像是熟识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从庄稼到身体，到某某地方某某人怎么样、某家的女儿或者儿子结婚、哪家人又养孙子了，反正有聊不完的话题。
    一直到吃完了油茶，我和表妹因为无聊一直催促阿婆起身走的时候，她还在和别人聊得不亦乐乎。我们每催她一次，她都会停下来说“嗨，等一下嘛！”直到主人家发出送客的信号，她才满脸笑容地跟人家道谢离开。 
    那一天下来，我们收获颇丰。因为一路比较很偏僻，所以没什么小商店，我们带去的那一大罐五彩的泡泡糖被那些小孩争着买得只剩下十几个了，然后阿婆收到了整整两大蛇皮袋满满的鸭毛。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表弟的外婆家……
    以后的每年夏天，我去阿婆家玩，在那里呆的一个多月里，阿婆总会领我上一次城里，把她收来的那些鸭毛、废纸、塑料瓶等废品装好车，送到城里的收购站去卖了钱，然后带着我在附近的农贸市场里转悠，买我喜欢吃的东西。
    装车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对于我和表妹来说却是一个重大的值得期待的日子，所以在每次阿婆说什过几天我们要上城里去卖废品的时候，我们那几天都会连续几天兴奋得睡不好觉。首先，阿婆在出发的前一天，会把所有的废品都分门别类的装好捆绑好。然后第二天清早就起来，烧火做饭吃了，再叫上舅舅一担一担把那些已经装好的东西挑过河对岸的马路边上去，等着进城的早班车。一次来回至少也得十五分钟，这样不知道要来来回回多少次，阿婆才能把要卖的废品全都担完。我和表妹早就醒了，想帮阿婆一把，无奈人太小，帮不上什么忙，阿婆也不准我们碰那些东西，说脏兮兮的，怕有毒气沾到身上。
    然后车来了，一阵乱七八糟，终于七手八脚地把东西都装上了客车，车子终于在颠簸的黄泥沙子马路上左摇右晃地前进了。当然，坐车是要买票的，一个大人到城里的票是五块钱，五块钱在那时候算可是很值钱的。本来我和表妹两个人一起是要买一张大人的票的，但是阿婆和那卖票的中年大叔拉了好一会儿家常，套了好一会儿近乎，左绕右绕的好歹攀上一点关系，最后才带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这是我的两个孙女，你看，她们两个可不可以不用买票了呀？”阿婆的为人是很好的，卖票的大叔也知道她不容易，再说，装了一车的货也是另外给过钱的，所以也就没再收我和表妹的车票钱了。阿婆为这来回省下的十块钱开心了好一阵子，一路上又不停地和人家聊天。
    到了城里，把货卸下来，收购站的人开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帮着把东西都拉走，过秤，然后算钱。阿婆小心翼翼地接过收购站老板给的钱，数了又数，一直数上好几遍才收进她自己做的布钱袋里。阿婆的布钱袋有一条长长的带子，她把钱袋贴身挂在最里边儿，每次拿钱出来的时候，都要掀开一下衣服。事情办完后，我们就欢天喜地的向车站附近的农贸市场奔去了，阿婆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两只快乐疯了的小鸟。
    到了农贸市场，卖有各种新鲜蔬菜的、干货的，卖各种卤味熟食的，卖各种新鲜水果的、家用物什的，还有卖衣服玩具的，各种各样，应有尽有，好不热闹。我们总是会先到卖卤豆腐的小推车前面，一人来一块五毛钱热气腾腾的又辣又美的卤豆腐，接着买上两块钱的肉包子带回家吃。边走阿婆就会边很大方的问“满崽，想吃什么啊？”我们就会很神气地走到各个摊子面前，东摸摸西看看，不一会儿，什么豆腐干子啊，干泥鳅啊，豆腐皮啊，干的小河虾啊，这些便于长久放置的东西就塞满了阿婆的布手提袋。
    当然，我们还会央求阿婆进几样糖果回去，比如说那种很长一条的“辣辣皮”，或者是泡泡糖，饼干什么的。阿婆都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一点也不会考虑我们花的那些零零碎碎的一块钱两块钱里边儿，浸着她多少的汗水与辛苦，而她自己，一年到头连件10块钱的夏天单衣都不舍得买……
    后来，收废品的生意越来越不赚钱了，阿婆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和力气也渐渐不如从前了。但是阿婆一直都没有闲下来，她看见儿女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又到城里给人家做起了看护，照顾一个半瘫的70多岁的老人，饮食起居都要管着，一个月1000块钱。阿婆自己也已经60多岁，上了年纪了。那份工作做了一年之后，因为受不了主顾家子女的各种要求，加上阿婆身体不是很好，就没再干了。
    然而在我们家因为洪水移屋建房没钱，而我又正在读高中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她又拿出两千块钱帮助我们。一直到我考上大学，她很高兴，又拿出两千块钱给我当学费。我亲手接到阿婆递过来的那笔钱时，心里沉重得厉害，再看看阿婆，头发已经斑白了，而当年在她背上长大的我，已经高出她一个头了。
    现在的阿婆在给一支修马路的工人煮饭，一个月一千块钱，她要担柴，要挑水，一天还要洗那么多碗，但是阿婆从来没在我们跟前抱怨过，每次打电话问她，她总是说不辛苦，说不上几句，就催我挂电话，说是难得费钱，叫我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去年去阿婆家给她拜年的时候，她因为给人家煮了一年饭，给她三个孩子每家按人头，一个封了两百块钱的红包，母亲跟我说起的时候，一阵地叹气。
    我长大了，你却在时光里渐渐老去；一直接受着你对我生命的馈赠与给养，却无法为你做些什么。
阿婆啊，阿婆。（11593字）